耿宝建：《再谈中国是否应当设立行政法院》，《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39][日]手岛孝、中川義朗：《基本行政法学》（第3版），法律文化社2005年版，第109～110页。第四，强调公私法的区分及公法关系的特殊性。

在行政权与立法权的关系上，规定了议会中心主义与法治主义原理，要求行政机关必须依法行政。现实的行政是多元的各种过程的复杂网络，对于这种复合体应当切取哪一部分、哪一方面作为考察对象，绝非其本身所能决定的。[日]遠藤博也：《戦後三十年における行政法理論の再検討》，载《公法研究》1978年第40号。此外，盐野宏认为应当将行政法学作为有关在宪法的框架内由立法者选择的具体的法律目的的实现技术的学问，这是现代行政法学的核心课题之一。[74]在近代行政法的模式下，社会管理职能由国家集中垄断，但现代行政却打破了这种垄断，社会管理职能在某种程度上由相关的社会集团自律调整，因此，行政法并非利害调整本身，行政过程的独立价值在于提供利害调整的场所。

[108] 四、行政过程方法论今后的课题 如上所述，行政过程方法论的提倡对于现代行政法学方法论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动态考察方法上，行政学与行政过程论同样表现为PPBS （Planning, Progra-ming, Budgeting System）或PPP （Policy, Planning, Programing）等。比如，德国一家疗养院根据该邦社会部部长行政命令，实习护士若结婚，最迟必须在结婚当月离职。

第四，在当代，应该更加注重个人的自主权。浦增元教授指出：序言从总体上看，是统率整个宪法的，它的意义更加重要，具有法律效力，自不待言。无论教育、提倡抑或尊重都非规范性的法律语言，没有给国家和公民明确的行为指引。[xxiv] 如果超越这一界限，政府的爱就会变质成了义务，阻碍公民对权利的行使和主张。

密尔也承认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区分并非易事。公民原则上应当随父姓或者母姓。

四、家产继承问题慧梅同意在家落户，慧林无权干扰。只有更重要的价值出现，法律的天平才会相应倾斜。在该案中，最高法院以6比3的判决，推翻了德克萨斯州《反鸡奸法》，宣布各州政府不得禁止成年人间自愿的肛交性行为。而国家是人类解放的工具。

[xxxi] [德]梅迪库斯. 德国民法总论. 邵建东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1: 521-547. [xxxii] 赵万一. 契约自由与公序良俗. 现代法学. 2003: 3. [xxxiii] （2001）纳溪民初字第561号。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国家或政府的爱。中国宪法没有明确的良心自由条款。比如，刑法第250条即规定：在出版物中刊载歧视、侮辱少数民族的内容，情节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对直接责任人员，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伦理道德是否为民事双方或者一定范围的群众所认可并具有规范效力，在具体案件中比较容易判断，因此法官援引起来比较可靠。但宪法第51条马上会否决这一推论。

提倡，则指倡导、提议，指出事物的优点，侧重以引导、带头使用或实行，促使人们自愿遵守和服从。宪法序言并未使用了规范性语言。

但注重法律和道德的界别，也在一定限度内肯定公民的道德信仰自由。比如在美国，白人当面燃烧十字架，黑人所受的羞辱和恐吓。但如果一个人坚持自取姓名，不从母姓和父姓。其次，聚众淫乱的非罪化还要考虑到其滑坡效应。第四，伦理道德是否涵盖在社会公德范畴内取决于其对个人权利和社会秩序的影响。韩国作为传统的儒教国家，社会同质性比较高，具有共同的传统道德和信仰。

哈特更强调自由的可贵，他特别提醒道德的开放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7条又规定：当事人订立、履行合同，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精神文明一词是82年宪法首创，也为世界立宪史少有。[xxvii]子女随父姓，并以姓标示自己血缘的必要性和社会作用已经降低，或者已经不存在。

现代社会已完成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人的自主性成为最高的道德价值，为一切社会关系伦理制度所不能约束。前一部分我们分析得出社会公德条款不具有规范效力，这一结论还留有一定余地，即社会公德条款虽然不能单独限制公民的权利的自由，但由于宪法文本对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视和社会公德的提倡，社会公德不可避免仍然在个案权衡中可以发挥一定比重的作用。

但法官在援引社会公德明显违背道德中立的立场。在秘密场所自愿进行性行为属于道德范畴，法律不宜干涉。婚姻法第22条子女可以随父姓，可以随母姓的规定实际上是对传统伦理秩序中仅从父姓的否定，也相应否定传统的家族和宗法制度。但是否可以因此允许自愿基础上的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呢？国家立法显然必须考虑因此产生的社会后果，以及对他人的影响。

其一，德富林带有哈特所说的极端论。如果这是社会之真实情感，我们看不出社会为什么不将之清除。

肯尼迪大法官所发表的意见非常谨慎地回避了同性恋是否为正当程序原则所保护的基本自由，而是强调禁止鸡奸的法律并未增进任何可为其侵害人格和个人的私生活提供正当理由的合法国家利益。综上所述，道德和法律的界分，无法阻止道德的入法。

李教授的核心观点是自愿。根据第一部分，社会公德在宪法价值序列中的地位大概在韩国和美国之间，公共道德未如韩国宪法所言的如此重要，但亦未如美国宪法之完全遭受忽略。

影响他人和社会的是公共事务。首先，配偶之间负有相互忠诚的义务，配偶之间的忠诚还关系到家庭的完整、儿童的健康成长，以及社会的稳定。姓氏的重要性、神圣性越来越受到挑战。常委会认为，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姓名中的姓，即姓氏，体现着血缘传承、伦理秩序和文化传统，公民选取姓氏涉及公序良俗。

（一）宪法序言、第24、35条的规范品格 宪法序言将精神文明建设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目标，这一规定无疑意味着国家对精神文明的高度重视，也意味着国家对道德教育和道德建设的重视。比如结婚似乎是男女个人的事情，双方自愿就可以。

个人道德为个人所信奉、阐释或推广的道德观念，在中国宪法框架下，个人道德观自由，个人道德可以通过努力获得认同，成为社会公德。是否双方自愿就能排除其社会影响，使该事项成为私人事务？一个人同意让另一个人杀死，如果可以排除行为的犯罪或违法性质，则刑法的执行效力无疑将遭受致命的打击。

与此相似，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对社会公德与传统价值制度相联系。[xl]在于康明等诉于康林骨灰安置纠纷案中，法院认为：骨灰是一种具有强烈社会伦理意义的特殊物，有关权利的行使应受习惯或公序良俗的限制。